复星医药生物医药创新突破：复宏汉霖生物改良型单抗两岸三地均获批临床

但如果没有具体的宪法律，根本法将无从觅寻制度化与实效化的实践路径。

对于应予处罚的情形，也应当以过程论的思维，并辅以教育的手段，使违法行为人明了其行为的危害性与过错，以确保治安管理的实效性。因此，应当将教育作为一种更为基础的确保治安管理实效性的手段，将之贯穿于治安案件办理的全过程，并将处罚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以促进执法效益的提升。

（2）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适用对象设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教育和处罚的适用对象具有同一性，表现出鲜明的重点思维。治安管理作为一种重要的警察行政，是公安机关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行政管理活动[10]。《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其他子目的虽然重要，但在该法中处于相对辅助的地位且主要是通过其他立法实现的，如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主要由刑法、民法或其他专门立法来实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这两个子目的也可以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所吸收。该法仅在第28条、第39条等条文中设定了经有关主管部门指出后，拒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经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等处罚的适用前提，处罚的优先性显著上升。（二）增加教育措施的实体与程序设定 实施惩罚，不是为了消除罪行，而是为了改造（实际的或潜在的）罪犯。

而德国的《违反社会秩序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法均规定了罚款分期支付以及逾期不支付的执行措施，值得借鉴。近代以来，作为一种针对社会内部的重要管治路径，警察行政被视为内务行政中因欲维持公共之秩序以国家权力限制人民之自由之作用[4]。这种对规范的控制强度差异最终会传导到对裁判结果的控制，使得对裁判结果的控制程度也体现出与对规范的控制强度上的对应关系——被解释规范的抽象程度高，则宪法对裁判结果的控制就高，被解释规范的抽象程度低，则宪法对裁判结果的控制程度就低。

第三，法院运用保全规则合宪性解释方法裁判案件具有宪法规范基础。保全规则排除说对保全规则作为合宪性解释规则的排除，根源在于对法院合宪性审查权的否定。[10]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56页。仅就第131条中法律概念的含义而言，笔者赞成狭义法律说。

吕特认为民事法院判决侵犯其宪法言论自由，并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张翔教授和黄卉教授就明确提出保全规则合宪性解释属于合宪性审查。

法院在运用合宪性解释裁判案件的过程中难免会触及法律规范是否违宪的问题，进而作出选择何种合宪性解释规则的判断。（四）法院事中申请和当事人事后请求：合宪性解释接受监督的启动程序 合宪性解释有助于维护宪法秩序统一，但合宪性解释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因此，仅就这两条规定而言，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是垄断性、专属性权力。在小前提确定及涵摄过程中，目光流转于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所指向的规范是法律规范而非宪法规范，将案件事实涵摄于规范构成要件是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而非宪法规范的构成要件。

宪法适用是依据宪法原则、规则或概念处理各种具体事务或具体纠纷的活动。[16]按照合宪性解释规则的三分理论，以宪就法之合宪性解释也可以分为单纯解释规则、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三种类型。这一问题与合宪性解释组织功能的联系更为紧密，对其详细阐释将在该部分进行，在此暂不赘述。姚国建：《另辟蹊径还是舍本逐末？——也论合宪性解释对宪法实施的意义》，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

[13]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抽象度低的规范就如凹凸不平的细管，宪法规范的进入比较曲折，[14]只能采用间接迂回的方式实施。

进入专题： 合宪性解释 。因而，需要设置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衔接法院的合宪性解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

显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权属于强合宪性审查权，而法院的合宪性审查权是弱合宪性审查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利益、善良风俗等不确定法律概念只是被作为了容纳宪法条款及其规范内涵的容器。因此，从合宪性解释的规范控制功能便自然延伸到裁判功能问题。一则，根据法治的一般原理，对于现行有效的法律，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法院不得拒绝适用。当被解释法律规范抽象程度较高时，如为法律原则或者不确定法律概念，这些规范理论上可以产出难以计数的解释，其本身反而因为不易发生违宪疑虑而通常只当成解析规则来引进宪法观点，即以宪法涵蕴的伦理原则来支持概括条款的具体化。[5]在两位瑞士学者看来，合宪性解释包括三种解释规则：一是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

在实行集中审查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被称为宪法诉愿制度，由合宪性审查组织法等法律加以调整。[32]既然法院依照宪法审判没有宪法依据，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和合宪性审查权也无从谈起。

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常态性，宪法需要在变动不拘的社会变迁中作出相应调适。而最大限度排除自由裁量以避免权责争议，是组织间的权责分工的最基本要求。

冲突规则，是指宪法具有多种解释方案时选择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最终，法院否定了以户籍为标准解释城镇居民的一审判决，并采用经常居住地标准对案件改判。

第一阶段是法律规范确定阶段，第二阶段是从规范确定到结果导出阶段。我国《立法法》99条和第100条是关于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要依据，但没有提及司法判决的合宪性审查问题。首先，合宪性解释符合合宪性审查的构成要件。就目前情况而言，修改《立法法》或者《人民法院组织法》是一个较为快捷而妥当的选择。

二则，法院的合宪性审查限于以合宪性解释进行合宪认定，并不享有违宪认定和违宪宣告权。德国的吕特案——一个由于普通法院未以宪法言论自由条款对民法善良风俗条款进行合宪性解释而被宪法法院裁判废弃的典型案例，[3]足以颠覆合宪性解释仅发挥说理功能的理论判断。

从形式上看，这一功能是通过两个相互联结的阶段而实现的。以宪就法可以使宪法的应然与社会的实然之间由辩证而统合。

但问题是，广义法律的解释方案会构成体系违反，不符合体系解释。三是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

[18]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尽管合宪性解释的三种不同解释规则对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控制方式有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差异，但其本质上并没有根本不同，都是在宪法确定的框架秩序之内使法律解释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决定，不逸出宪法所确立的规范秩序和价值秩序。从结果要件看，审查结论至少包括判断合宪和判断违宪两种可能。[17]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8页。

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不仅受理了吕特的请求，而且主要以民事法院对民法善良风俗条款的解释没有顾及基本权利的意义、未兼顾基本权利的特殊内涵为由，推翻了民事法院的判决。

所谓间接控制，则是指宪法的规范内涵和价值注入法律并非直接完成，而是经过了权衡和筛选的中间过程才得以确定。（三）宪法仅限于裁判说理：一个需要澄清的错误认识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律解释方案的确定制约着案件裁判结果。

蔡琳：《合宪性解释及其解释规则——兼与张翔博士商榷》，《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第52-60页。究其原因，大概与2008年齐玉苓案司法批复的废止使学界产生的挫败感有关。